乳白色的絮像是行者在云层里撒下一把种子,柔软、蓬松而密集。
堂弟成婚,叔父执意要在家中做酒席。这个执念早在二十年前就种下了。当时,村东头做酒席的大师傅年方半百,说起话来掷地有声:“小民,等你儿子结婚,只要走得动,我来烧菜。”这个大师傅在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,菜肴美味,有几手绝活儿,附近的乡亲听说是他掌勺,常常让办席的人家“炸桌”。大师傅难请,席做三天,再加上搭灶送盘,总要个把星期准备。而且好日子不多,除去农忙和外出打工的高峰期,早被定下了。
灶台搭在院子的一角,空地上支起了一口口冒着白烟的汤锅。几口锅在大师傅手里像钢琴的黑白键,到了这边,他把一分为二的猪头丢进卤汤;到了那边,他用长长的勺撇出一层肉沫;一转身,又把油锅里挂浆的大鲤鱼翻了个身。
除了大师傅,前来帮忙的都是一个“院”的亲戚,男的搭棚支桌,女的洗盘扫地,年纪轻的端大盘,我在其列。何为端大盘?我和其他八个堂兄弟每人一个托盘,各自负责两桌。开席共有32道菜,灶间还有一个长辈专门指挥,热卤小炒,酸汤冷拼,哪些需要用盆,哪些需要放碟,连上菜的顺序,都有讲究。
叔父用不到操心这些,他和另外两个堂叔在搭边棚。边棚除了遮阴,最重要的是防絮。这种震撼在进入县道就扑面而来了,乳白色的絮像是行者在云层里撒下一把种子,柔软、蓬松而密集,漫无边际又不着痕迹,先是一朵一朵地横撞在挡风玻璃上,接着是成群结队,无所不及,一个词油然而生:夏天的雪。
这些“雪花”无法消融,它们的归宿是风,在所有风可到达的地方:叔父的头发上很快就堆满了,一些调皮的甚至还往鼻子和嘴巴里钻;另一些飞到了大红色的账本上,像在窥探笔墨下的名字……“炸桌了!”我端着托盘站在灶间,听到叔父对大师傅急切地说。女方的两桌陪客在厢房里,院里支起16张桌子,每桌都膝盖碰膝盖地坐着,还有不少屁孩来回串桌,反正也没有位子可以坐。这是奔着大师傅的名头来的。如今,图个方便,红白事都包桌出去了,谁还大动干戈做这些?而且大师傅年岁上来,很少亲自上场了。
大师傅听说炸桌,似在预料中。叔父走过去发烟,安排远来的客人落座,本院的亲戚传了话,先请老人和妇孺吃席,备菜尚足,等下翻桌。这些热闹忙完了,有那么一忽儿异常安静,大伙儿眼神都在往灶间瞅。司仪开了开嗓喊道:“放炮……开席喽……”唢呐声起,鞭炮声唤醒了推杯换盏的酒席。我们九个端大盘的排成队,个个精神抖擞。大师傅熟知每道菜的位置,盯着捞鸡的捞鸡,摆碟的摆碟。像羊拐,到了我们托盘里已经过了四道功夫:大师傅捞肉,三叔置盆,二婶抓馓子,小姑放卷膜。这些流程他们早已娴熟,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?像是一种领域里的传承,一代一代,从村里每个人的出生开始,就与生俱来了。
我抬起头,漫天的“雪花”还在飞舞着,它们飘落在大师傅的汤勺上,飘落在我们行走的托盘里,飘落在酣畅的席桌上。但没人在意这些了,仿佛这些夏天的雪,也成了浓郁的亲情的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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